怎样将南海建设为“和平、友谊、合作之海”？
作为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重头戏，今年的南海分论坛集齐了多位国内外知名学者、政要。菲律宾前总统格洛丽亚·阿罗约也应邀参加并发表主题演讲，针对南海问题的解决，她提出了一些务实的观点。
(资料图)
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而成，未经本人审定，仅代表发言者本人观点。
阿罗约：
感谢主持人和主办方。各位尊敬的嘉宾，大家好！
南海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敏感的问题，如果处理不当将会破坏地区甚至全球的和平与繁荣。
我曾担任菲律宾总统，不过现在我只是一名立法者，所以不能够代表菲律宾政府官方发言。
博鳌亚洲论坛上正在发言的格洛丽亚·阿罗约（图源：博鳌亚洲论坛网站）
为此，我专门察看了菲律宾外交部关于南海复杂情况的官方原则：
首先，菲律宾一直倡导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，要按照《国际法》，尤其是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来和平解决争端。
第二，菲律宾正在充分利用所有可用的机制和论坛，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，维护一个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安全环境。
第三，对华关系对于此项政策尤其重要。去年1月，马科斯总统访问中国期间，他和习主席一致认为涉外事务不是两国关系的全部。
第四，相互克制十分关键，目的是避免在南海发生冲突。如果不能避免冲突，至少也要做到以和平方式处理，毕竟一些问题可能随时发生。
我们建立了双边外交部涉外事务办公室的直接对话机制，也正在利用好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和外交部的磋商机制。
第五，在地区层面，菲律宾依然坚定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，因为该地区的未来既取决于强有力的伙伴关系，同时也取决于强大的机构来加强参与对话和合作的机制，而东盟正是这样的机构。
菲律宾的外交部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，去年东盟与中国庆祝了《南海行为宣言》签署20周年。中国和东盟在2002年11月4日签署了这份行为宣言，目的就是避免使用武力，寻求营造一种信任与合作的氛围。
第六，菲律宾想要一个有效和实质性的行为准则，这个准则必须要符合国际法，尤其是《联合国海洋公约》。这个准则不会给予任何一方特殊的地位，也不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外有任何的特定制度安排。
这样的六条原则相信是可以被普遍接受的，我们的问题就是在如此崇高和可接受的原则指导之下，为什么当前南海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局势？在回答这个问题的当下，我不是作为菲律宾政府的官方发言人站在这里，而是作为一名长期观察中国的观察者和学生的身份来发言。
此次分论坛的主办方问了这样一个问题——站在新的起点上，我们应该如何合作，如何把握机遇，在南海问题上取得新进展？
大家都同意的答案就是——沿海国家的双边对话渠道一定要发挥最大的作用——这是非常安全的答案。
但我来到这个会场，我觉得我应该说一些更实在的话。我必须讨论一个大家可能不愿意讨论的问题——2016年“南海仲裁裁决”。
一方面，菲律宾外交部认为这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“最终裁决”，是菲律宾对于区域和全球作出的重要贡献。但是，像很多法律问题一样，对于这个裁决也存在着相反意见，即使是在美国最高法院，许多裁决也并非是一致通过的。
受人尊敬的菲律宾专栏作家匹克（音）先生对裁决就有所疑议，我想再重复一遍他提过的问题：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到底是什么？是谁来决定这些规则和秩序？
2021年6月21日，《纽约时报》的客座评论员说，如果要同美国谈所谓“基于规则的秩序”，这个词一开始就是对共和党的批评。
在布什总统未经联合国批准入侵伊拉克之后，这个词就开始流行起来。《外交官》杂志2021年8月3日的一篇文章也指出，美国对中国在南海主权进行了批评，但如果美国自己遵守了海洋法公约，这种批评会更有分量。
这让我想起菲律宾涉及国际法庭的一个国内问题，批评我们对于国际刑事法律立场的人从来没有提到过，美国和菲律宾一样，它们都退出了国际刑事法院。很多国家在制定对南海政策的时候面临着实际困难，而这些困难均来源于严峻的现实——菲律宾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，实际上是夹在了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。
根据菲律宾总统马科斯22日透露的信息，路透社等媒体猜测，在新增的4个向美军开放的菲律宾军事基地中，至少有一个面向南海（截图自央视中文国际）
菲律宾公开表明，我们自己有独立的外交政策，我们的外交政策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指导。所有的国家都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基础来采取行动，即使是超级大国也是如此，不管是中国、美国还是俄罗斯。
在与大国打交道的时候，菲律宾这样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政治家有义务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，我们要尊重现实，秉持实用主义，要灵活，也要有创造性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——为自己人找到最合适的交易方式。
这就意味着，当前我们更深层次的任务是了解南海相关各国的真正国家利益，一个国家越强大就越需要理解小国的观点，了解它们在政治决策方面所面临的实际压力，比如国内选举、政治限制、媒体压力等等。
只有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，大国才可以制定或者提出可以被小国所接受的协议，这个协议必须建立在足够广泛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。我们最基础的共同利益就是避免全球规模的战争，这也是为什么我想提出一些实际的建议。
因此，我必须谈一谈60年前所发生的一场危机，今天的区域紧张局势发生在中国的后院，发生在南海，而60年前的危机发生在1962年，发生在古巴——那是美国的后院。
由于威胁离美国本土如此之近，当时的美国准备就古巴问题与俄罗斯开战，这一点不足为奇。
然而，当时的解决方案在三个方面具有指导意义：
首先，解决方案是通过高级别的交流达到的。以肯尼迪总统为例，他能够超越美国政府官僚主义的狭隘限制作出决定。
第二，双方都做出了让步。俄罗斯从古巴撤出了导弹，而美国后来撤出了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——这些导弹被认为是部署在俄罗斯的后院。当时有着公平的交换条件。
第三，没有人丢脸。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导弹的协议是私下达成的，并没有公开。
因此，即便在最可怕的国际危机中也可以找到解决办法。但是，如果想要获得必须有所付出，如果是零和博弈，在涉及到根本的国家利益问题时就有可能爆发战争。
我们对未来的愿景肯定会受到南海问题上挥之不去的分歧所考验，但是我记得，在我2002年担任总统的时候，我曾经说过，我们应该把南海从冲突之海转变为合作之海，这个地区来之不易的成就花费了我们几十年的时间，我们只有通过维持这个地区的信任、和平与稳定，才能继续享受这些成就。
谢谢大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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